千里走单骑-正片

影迷热议

• 来自网友【麦辣鸡翅】的评论我无法与他和解。大部分的原因是，他在我生命里不曾重要。他缺席了我整个铸造亲情的童年，所以我对他的记忆乏善可陈，甚至没什么温情画面。直到今天，看完这部电影，顶着由于不断用卫生纸揉搓的核桃般的双眼，我才明白我的假装不在意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恨是羞于启齿的话语。可如果我的父亲也最终愿意真正为了我做一些他认为我看重的事，我或许会原谅他。我的期望在电影里等到了，不一定在现在以至未来等到。这部电影激荡出我最深沉的情感，治愈了我的某一部分。我可能永远无法和他和解，但今天，终于还是和自己和解了。
• 来自网友【杨晓林】的评论 杨晓林-原载《电影新作》2006年第2期。 《千里走单骑》自放映来好评如潮，在票房上大获丰收。在日本一个国家就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截至2006年1月3日，全国票房突破2200万元，是近年来国产文艺片票房取得的最好成绩，也是张艺谋由叫座不叫好的商业大片《英雄》和《十面埋伏》后，回归文艺片路线的成功之作。影片在保持张艺谋电影一贯风格的同时，又有所创新，给观众以“熟悉”的“陌生感”，可以视为张艺谋电影的常规之变。 常规之内的变化 在《千里走单骑》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电影中的常规元素的变化。首先是一根筋式的倔强人物形象和冲突对象的变化。在《红高粱》中的九儿、《菊豆》中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幸福时光》中的下岗工人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这种一根筋式的人物的身影。由于这些电影文化批判和现实批判的色彩较强，这些性格刚烈执拗的人物的对立面是腐朽的封建夫权、凶残的日寇和转型期弱肉强食的竞争铁律，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但却唤起人们对个性觉醒、民族解放重要性的回味，对转型期人情关系的审视。《秋菊打官司中》中的秋菊，为了讨个“说法”，挺着大肚子，逐级上访，完成了一件在一般人看来无法完成的民告官的事情。《一个也不能少》中的魏敏芝为了能挣到村长答应的50元钱，去寻找出外打工的学生，历经磨难，最终完成了心愿。在这两部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影片中，安排了一个事例上不一定有，但情理上不一定无的理想结局：秋菊在好心法庭庭长的帮助下了赢了官司，讨到了公正的说法；魏敏芝在电视台长的帮助下找回了学生。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一个浪漫的、为主流话语和普通观众都欢迎的结局，可谓皆大欢喜。而在都市黑色喜剧《有话好好好说》中，两个一根筋式的人物已经沦为神经质和偏执狂，提起菜刀闹的天翻地覆，演出了一出病态的幽默剧。 在《千里走单骑》中，高田先生也是个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老人，最终是有志者事竟成。但同是一根筋式的人物，温情故事的基调使得高田先生的困难几乎都能轻易解决。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他孤身到中国云南来拍傩戏。由于言语不通、人生地不熟，李加林的入狱等，这一行动可谓困难重重。每每当我们觉得障碍太大，高田只能打道回府的时候，往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通过他的努力（而他付出的努力显然比秋菊和魏敏芝少多了），总有好心人相帮：当日语导游畏难而退时，“野导”邱林慷慨相助；当监狱主任认为不能探监时，录像带的真情诉说感动了这位官员，得到例行通融；当李加林因思念儿子不能唱戏时，他到了小孩所在的村子受到百家宴的款待；当小孩走失时，全村人甚至警方出动寻找。电影给我们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中国人是和善的，处处都有真情在。 由于高田在找人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总能很轻易的被化解掉，因此他的云南之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实际上就弱化了矛盾冲突，消解了戏剧张力，失去了故事外在的扣人心弦的吸引力，而靠内在的沉稳的情感张力来吸引人。从总体上说，《千里走单骑》比之张艺谋以往的那些电影，缺少了正剧的气势如虹和悲剧的惨烈悲壮，由剑拔弩张变为温柔敦厚，显得温和平缓。在这个层面上，高田先生是个发展了和变化了的“一根筋”形象，内敛而不张扬。 其次是民俗风情的变化。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民俗风情的展示被认为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在张艺谋以往的电影中，《红高粱》中的颠轿、神乎其神的酿酒方式、土匪出没的青杀口、高粱地野合；《菊豆》中色彩绚丽的染坊、拦棺哭丧；《大红灯笼高高挂》对钟鸣鼎食之家生活细节的描摹，伺寝前的捶脚、挂灯封灯仪式、京剧清唱；《活着》中纨绔子弟掷色子豪赌、皮影戏演出等。真实的民俗和伪造的民俗混合在一起，制造了一种东方情调和视听奇观，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 《千里走单骑》延续了展示民俗风情这一特征。首先是云南地区的傩戏表演。傩戏本是地方性的迎神赛会，常作驱除瘟疫之用，经过长期流传衍变，已经成为民间的一种古老戏种。在当地极为流行，但对中国其他地区及海外的观众而言，无疑具有“陌生化”的新奇感。其次是招待高田这位日本友人的百家宴，丰年留客，古风犹存。酒席摆在鳞次栉比，年代久远的旧瓦房间的狭长街道上，几百张桌椅呈一字长蛇阵摆起来，长幼无序，贵贱同列，觥筹交错，碗筷往来，其乐融融，极为壮观。第三是云南土林粗犷、原始的自然景观，加深了影片异域的韵味和画面的美感。 在《千里走单骑》里面，尽管视觉效果仍旧非常丰富，我们会发现，同样是表现异域风光和民俗风情，但造型风格不再是夸张式的用浓艳的色彩极力制造赏心悦目的画面，或者猎奇式的制造伪民俗。张艺谋曾说：“电影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太容易受到世俗的诱惑，受到潮流的左右，太多变，太绚丽。”于是有了从《红高粱》、《菊豆》、《我的父亲母亲》、《活着》到《英雄》和《十面埋伏》的浓艳和华丽。虽然云南的场景惊人地美丽，但画面的颜色不如以前的电影场景明亮，开场和结束时候高田看海的镜头，画面整个都是蓝灰色的，拥有一种金属质感。天空不再是蓝得发亮，而是一种清亮的青色。影片追求客观再现而非以往电影的主观表现，是洗尽铅华后的返璞归真。 第三是纪实风格和张氏幽默。《千里走单骑》大量起用群众演员，再现当下农村的真实风貌。把摄影机抗上街头，镜头对准普通人，记录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的生活。这种源自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理论主张，被法国新浪潮电影和美国新好莱坞电影吸收，革新了电影的表现手段。在当代伊朗电影中，被应用的极为出色，而中国的新生代电影也呈现这种特色。在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和《秋菊打官司》中，启用群众演员让其本色表演，通过街头偷拍，把西北地方风情原汁原味的搬上银幕，再现了大西北山川地貌，使电影获得一种生活的质感。在《千里走单骑》中，群众演员们在戏里自由发挥地吵着架，音响、台词、故事、表演，全部素淡下来。张艺谋把他从前两部电影拍摄中获取的经验，运用的娴熟老到。 《秋菊打官司》和《一个也不能少》由于群众演员的加入，造成的张氏幽默成了一大看点。张艺谋不同于冯小刚和周星驰，油滑贫嘴和无厘头恶搞不是他的强项。他的幽默完全来自生活、来自毫无表演经验群众演员的本色演出。“野导”邱林用夹杂着几个英文单词的半吊子日语，丰富的肢体动作，成功地担当了高田的“地陪”，他真实、自然、善良、淳朴，令人解颐。邱林与和主任关于他到底会不会日语的一段争执，倔强、憨厚、朴实，让人开怀大笑。陈警官作为“领导”，既讲原则又善应变，当听到高田先生要拍犯人时，先是很警觉地问要拍啥，当知道只是拍一出关羽的戏时，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个能拍。关羽又不是国家机密，弘扬民族文化嘛！”石头村和主任倔强可爱，他不让高田直接领李加民的私生子杨杨去看爸爸，非得要经过一番争论，为的只是让高田明白两点：“第一，杨杨是李加民的儿子，我们承认；第二，他这么多年没有出现，现在突然跑出来认孩子，我们能愿意吗？我不是不让他去，只是要让日本朋友明白道理，现在他明白了，我们经过研究，同意他领去了。”这是张艺谋对自己的又一次超越，没有了巩俐、章子怡、董洁那样亮丽的“谋女郎”，他让普通的群众演员本色表演再次吸引住了观众。常规之外的创新 有评论家在评价鲁迅先生时说，鲁迅是创造文学样式的先锋，一篇有一篇的样式，绝不重复自己。张艺谋创新意识极强，他也力求使自己的电影一部有一部的样式。在《千里走单骑》中，除了似曾相识的风格元素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陌生的元素。 其一，对民族文化和社会话题的探讨和诘问，是第五代导演群体的重要特征，本片超越了这一主题而别出机杼，把探讨的重心转向了“孤独”和“沟通”。张艺谋20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的经历和80年代所受的文化熏陶成就了思想启蒙者和人民代言者的角色。在80-90年代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活着》中，其主题一直继续“五四”以来文化反思的主题，批判封建专制对人性的摧残，对妇女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迫害。《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幸福时光》中，则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下层人物生存的艰难，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农村中法制意识的觉醒；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下岗职工的生计问题等。如果说这些问题都是民族意味深厚的“中国问题”的话，那么《千里走单骑》则触及了当代人最为痛彻心骨的孤独问题，以及通过交流，战胜孤独的可能性。制片人张伟平说：“影片讲述了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情感话题，他超越了国界和政治。”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随着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是全球化使各个民族和地区的沟通变得越来越便利，但另一方面生命个体之间却变得越来越封闭，缺乏交流，害怕交流。因此这个主题具有跨越民族和国家的普世性，境界宏大。 《千里走单骑》表面上是打破隔膜，重新修复父子情谊。但影片至始至终都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孤独感：父亲孤独地生活着；儿子到陌生的云南，体会这种语言不通的孤独感；唱戏的李加林，在面具下面，他泪如泉涌……带着面具生活，所以孤独，这也正和张艺谋本人被推上神坛的处境、感悟一致。张艺谋说：“每个人都会有孤独感，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尤其是在越喧嚣的地方，这种内心的孤独会更明显。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非常瞬间……我想人的内心都是渴望抚慰的，只有交流才能淡化孤独，所以我会一直拍片和大家来交流。”[1] 《有话好好说》、《秋菊打官司》都触及过“交流”和“沟通”的主题，但都未和“孤独”联结起来置之于影片的核心。《千里走单骑》中高田健一在写给老高田的诀别信中说：“面对你和过去，我一直在逃避，去中国拍面具戏并不是多么喜欢，只是在逃避，因为我在面具的后面我发现了一个逃避的我”。这个逃避的我，付出的代价却是父子几十年互不相认，直至生死离别。逃避成了沟通的暗礁，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与人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封闭自己的心灵。大家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敞开胸怀去迎接所喜欢的人和事。除了害怕自己受到伤害外，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人们愈来愈难进入彼此的心灵。没有信任的社会就难以交流，就会失去由此而带来的温暖的情怀和幸福。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让高田先生的云南之行充满了艰难与变数，最后，虽然儿子没能等到父亲替他拍到的傩戏，但是父子之间却得到沟通，找回了不可缺失的真爱。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虽然陌生，但如果用理解、用沟通的方式处理事情, 就可战胜孤独，带来快乐。 张艺谋曾说：“《千里走单骑》中说的是父子之间的故事，和我的经历很相似，我的家庭是中国传统家庭，严父慈母，我父亲的话很少，每次拍电影，只要我打电话回家，是我父亲接的，他都不会同我多说话，只问我你找你妈啊？然后就把电话给了我母亲接，母亲当然是在电话中问个没完没了。而有时候我回家，在家中就是和我父亲一人拿着一张报纸，谁也不说话，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母亲回家后，家里才有些话语。不过一次我回家，听我弟弟说，其实我不知道，每次打电话，我父亲都是在旁边，拿着纸和笔写一些东西，让母亲问我，其实父亲是亲情上最直接的，有些时候是很模糊的，我父亲是在1997年去世的。拍电影的人都对家庭会常常有内疚感，没有尽到子女的责任，很少沟通亲情，在一起倾诉，没办法，这也许就是忠孝不能两全吧，父亲去世后，总是觉得很遗憾。”2[2]由于有生活体验，这个有关隔膜、孤独、沟通的电影达到了以情动人的效果，在日本放映时感动了很多的在场观众。张艺谋说：“从小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中日友好，不管两个国家以前曾经怎样，希望以后能够好起来。我认为未来很多年，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人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种认识在观众中发生了共鸣，因此影片在中国更是受到好评。 其二，在《千里走单骑》中，女性真正淡出了故事，影片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男性电影。《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尽管关注的视角是男性化的，而且常常将女性作为男性的欲望客体，男权主义色彩极强，但这些电影中，女性是绝对的主角，是影片关注的核心。贯穿始终的是对女性的恋爱、情欲、婚姻、命运、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等问题的思考，继承的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探讨的妇女解放的问题，有思想启蒙的意义。而在《活着》、《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中，女性尽管不成为主角，但男女情爱关系和冲突一直是影片的矛盾展开的重要支点。 张艺谋的每一部片子几乎都会捧红一个“谋女郎”，在《千里走单骑》中，新“谋女郎”蒋雯几乎不让人有任何想像，只是一个很次要的配角、一个会说日语的导游而已、甚至还没有“野导”邱林的戏份多，另一位寺岛忍扮演的儿媳妇也仅仅是个串线的角色。这是一部男人的电影，两对父子成了叙事的主角，矛盾的支点是父子间的情感隔膜，发展的高潮是沟通和代沟的填平。 影片在对男人情感的挖掘上冷静而不着力，加之高仓健的出色表演，使得这部电影形神兼备。一直以来，高仓健给观众一个硬汉形象，被誉为东方伊斯特伍德，年轻时所演的角色尽显男人豪情，有为人子、为人夫、为人友、为人官、为人奴的多面形象，英武冷峻，儿女情长，但独缺为人父的慈祥，《千里走单骑》是他为人父的写照。高仓健的深沉含蓄将一个内敛自闭的父亲形象演绎的非常到位，对于儿子的那份真切的爱和难以启齿的亲情，被他浸润在那深邃的眼睛里了，长久的凝视和若即若离的顿悟，以及举手投足之间的谦逊，尽现为人父的真情实意。李加民是一个服刑人员，没有一般杀人犯的面目狰狞，当他放下男人的尊严，大声哭吼，说想念从未见面的儿子，毫不顾忌地任涕泪横流时，他已经让所有观众体会到了那份血浓于水的父子之情。影片在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框架内，以层层递进的方式解构父子情感问题，有着格局作大的张力。结语 艺术贵在创新，艺术探索片大都带有实验的性质，不能像商业类型片那样按照一定的模式不断重新组装基本元素。优秀的艺术家应该能推陈出新，用观众似曾相识的形式表现出不同的内容来，或者是把别人已经用过的形式重新组合又有所突破，创造出新的形式。《千里走单骑》与张艺谋以往电影中相同的因素体现出的是他的一贯风格，而那些陌生的因素则体现出了他的探索精神，并且取得了成功。因此可以说，《千里走单骑》的常规之变是他在艺术探索之路上成熟的标志，也是影片受到广泛赞誉的关键之所在。 [1]张艺谋卸下面具谈内心：高仓健是神我是木匠[Z].http://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上海青年报. [2] 行云.张艺谋自述鲜为人知的成长故事[Z]. 来源：雅虎娱乐. 2005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