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周 24 Wochen-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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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友【石板栽花】的评论 道德困境中的最优选择《二十四周》（24 Wochen 2016）应当是部探讨道德困境中如何进行最优选择的话题电影。既然提到了“最优”，这当然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功利主义本身就存在道德正当性的问题，在道德困境中再进行功利主义算计是无法让人摆脱困境的，所以，困境中的“选择”只是优劣与否的问题，而不是道德与否的问题；而且，最优与否是行为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社会或他人的判断。任何站在自己角度不考虑彼时他地的道德水准，就来评判道德困境中的行为人选择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看本片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如何在道德困境中进行最优选择的。女主阿思缇怀孕24周，在进行孕期例行检查时，被发现胎儿患有唐氏症。这种病无论是依据医学还是优生学，也无论从法律还是社会伦理上来讲，都是孕妇终止妊娠过程的合理理由。这本不该有什么问题，但女主是个公众人物，她理应对自己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关键可能还在于一个良心的问题，毕竟在24周时胎儿已完全成型，终止妊娠过程即便在外人看来都如同谋杀，如何让一位母亲来替自己的孩子作决定？这就让女主有点纠结。于是，她在家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患有唐氏症的儿童恢复机构，发现唐娃娃如果尽早干预和治疗是可以有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的，这让她坚定了生下孩子的决心，这个决定让她和她的男友都非常兴奋，显然，这应当是他们自我感觉“最优选择”后的释然，说难听点就是在对待胎儿上他们解决了“杀”与“不杀”的难题。然而，他们并没有太多地考虑孩子的未来。当他们在家庭聚会上宣布要生下唐娃娃的消息时，所有亲朋都哑然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生下有缺陷的孩子本身就是一种“恶”，虽然，在场的亲朋不好意思如此说出口，但她家帮佣在被逼表达出这种意思时，她直接指责帮佣是个“法西斯”，而出人意料的是，她四五岁的女儿，当时也跟她一起参观过唐娃娃恢复机构，却公然支持帮佣，认为母亲生下这样的弟弟是一种“恶”，显然，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她的这种善恶判断应当是一种本能。女儿的这种反应虽然没改变她的决定，但多少让她感到“生”（善）与“养”（恶）是她的另一个道德难题。不幸的是，再一次的产前检查，她的唐娃娃被发现还患有先天心脏病，即使她生下孩子，一周内这孩子就要进行开胸大手术以便修补心脏缺陷。同样，在进行最优选择时，她已对自己坚持前半段的“善”的决心有了动摇，否则她不会那么生气她同事在广播上报料她胎儿病情的行为了，但她需要更好的理由来变更当初的“选择”，于是，她和男友又参观医院产房，当她看到有重大缺陷的早产儿就需要忍受手术的痛苦时，她的最优选择不再是当初的选择了。虽然她最终争取了男友的支持，但她面临一个更艰难的抉择：晚期堕胎。影片一再展现这一点，即晚期堕胎先要对胎儿执行安乐死，这就引起了女主另外的道德困境：（1）谁来决定孩子的生死；（2）作出这个决定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对于前者，虽然女主的男友坚持认为他有资格参与这个决定，但女主最后揽下了全部的责任，显然，她的这一资格要求跟她要承担的责任是匹配的。虽然这是个特殊案例，但没人能决定别人的生死应当是个基本的道德命题，即便是尚未出生的胎儿，他的生命权也应当高于一切的，哪怕是他父母的幸福追求权。女主一直纠结的似乎正在于此，她并不认为父母可以决定胎儿的生死，所以，她用了一个委婉的说法，即她必须替孩子作出决定，但这仍然处在道德困境中，因为就如同安乐死，即便是病人的强烈要求也不能作为对他实施安乐死的恰当理由，那么，要替一个一无所知的胎儿来作出死亡的决定就更无道德上的正当性了，无论是基于什么理由。所以，对于后者，女主最后给出的正当理由是不想孩子生下来遭受痛苦，也就是生命的价值问题，以及她跟男友坦诚的，她不想后半生伴随孩子的痛苦一起度过，也就是她自己的幸福问题。当然，能够对外说的理由也只有“价值”的问题了，但生命有价值的标准又由谁来定呢？如果由个人来判定，那就为随意杀人开了方便之门。可见，她是无法摆脱这一道德困境的，她能做的是在困境中尽量进行最优选择。（文/石板栽花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 来自网友【brennteiskalt】的评论"堕胎"——一个在西方比在中国扎眼得多的字眼。妊娠的人为终止在那里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伦理问题：父母有权利为孩子决定生死吗，就算它患有严重的先天疾病？那样我们岂不是成了……上帝？看完了聚焦这一问题的《24周》，我们不禁感到：观影获得的东西没比阅读剧情简介知道的多多少。这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结果。尽管它在话题上极尽挑衅刺激之能事，最终的结果却像是在错误的树下犬吠不休。很显然，在主题上挑战观众，这是本片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整个故事是围着这一题材被剪裁拼凑而成的。这从创作角度从来也不是一等的方法，更何况电影中展现的那对核心冲突并不是这一问题中最重要的那个。一个活在公众视线下的成功职业女性是否该把自己患有严重先天疾病的孩子生下来？这一看上去激烈的挣扎却实在是个伪命题。“如果一个人不必须做这个决定，那么他就做不了这个决定。”助产士这句诚实的话几乎是在布告着主创者的投降：我们无法为你解开这个哲学的困局；我们无法告诉你谁对谁错。也难怪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在这里要彻底失败，因为这问题最终溯回到两个不同的对象上去了：一边是大人们在纠结于伦理和宗教的戒律，另一边却是孩子的幸福与生存。鸡同鸭讲，怎会有结论？当一个人必须做这决定的时候，决定反倒就那样自然地做出了。这里有一组很好理解的悖论：为了孩子的福祉，我们要杀死它。铁一样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一个靠机器和药片生存的人没有尊严和幸福可言。影片提醒我们，99%以上的家长选择了堕胎，这说明这个选择根本没有那么难——很沉重，但很容易。再看看女主角自己，她早早就知道答案了。核心冲突的空洞就导致了影片情节的注水。当然了，孩子肯定已经24周以上了：要堕下他去，必须得更为直接的给他注射毒针；当然了，丈夫肯定意见相左：内心的矛盾不够，就需要在外面构建人与人的矛盾啊；当然了，女主角必须得活在聚光灯下，好让社会舆论也得在这一问题上选边站站——可最后，导演也完全没有解决这些外在矛盾，而让女主角英雄式的高喊：只有我才能决定！于是一切变化回零。Sheena Iyengar曾经在TED演讲中展示了她对选择这一行为的研究，其中正涉及到相似的困境：襁褓中的婴儿突发重病陷入重度昏迷，父母该如何抉择，要不要拔掉呼吸机？她发现，由医生做出拔管选择的父母反倒事后更容易释怀，而被给予选择权利的家长在之后却更有罪孽感，更陷于“杀死自己孩子”的痛苦回忆中。这才是真正的矛盾所在：重要的不是选择了什么怎么选地，而是选择带来的影响。作为一部女性电影，倘若它塌下心来多多刻画些情感的细节，也许这还会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可导演似乎不相信细节的力量，不在意情绪的波澜，只喜欢洒狗血的酣畅。于是最终我们得到的是一部不自信的电影，它花了几乎全长的时间、拖着几多情节剧的负荷，终于得出了个令人消沉的结论：这一道德困境根本无解。直到最后一刻，我们听到了女主的坦诚：“我很想他。”这才该是一部更好的电影！只是这之后几秒钟内，全白的银幕上便出现了字幕，拒绝了我们看到这部更好电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