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故事 Philadelphia-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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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友【王富贵】的评论 【编者按】 本学期，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面向研究生开设了课程《法律电影赏析》。202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位同学选修了本课程并提交了一篇名为“《费城故事》为什么发生在费城？”的作业。我觉得写的很有意思，所以在其授权之下发布在此。《费城故事》为什么发生在费城？这是在2021秋季学期法律电影赏析课堂上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记住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答案，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唤醒我回忆总结一部电影的方法。首先，我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个人角度的回答——当然我更多想说的不止是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为一名外国语大学的学生，我最初思考的答案是语义学上的，费城，Philadelphia，希腊语中的爱（philein）和兄弟（adelphos）的结合，brotherly love，在暗示故事情节中多么一目了然。然而名称只是名称而已。老师和展示的同学从历史角度进行了讨论：费城，这是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场所，这座城市亲眼见证美国人将“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写入他们自己的历史。同时，1787年的美国制宪会议也在费城召开，费城听过的呐喊和欢呼，已经成为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共同的过去。现在，经过观影和自己的思考后，我想再从空间角度完善这个问题的答案。福柯指出，空间既是日常生活的场域，又是权力运行的载体和工具。在这部法律电影中，法庭是法律人行使权力和活动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体现法律的过程，实现法律的价值，引发人们进一步的反思。城市则是承载法庭这个空间背后的“土地”。发生案件的律所，将歧视纳入职场娱乐的桑拿房，收藏过往审判的读书馆。休庭时的家庭聚会，抱着黑皮肤布偶入睡的黑人婴儿的卧室，这些城市内截取的生活景观，也构成了一种新的空间——一种将法律空间支撑起来的框架，律法将它的影子投在上面。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进行了重构，他认为空间是“某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现实，即在某种被生产出的社会空间之中的现实，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个层面上，费城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兄弟之爱的名词，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担负起一种再生产再创造现实的职责。这让费城成为费城。不过，我想，影片是文化现象，尤其是电影学院生产的类型影片。在这样的影片中城市浓缩成一个符号，发生在何处对于人们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对于兰波而言的“生活在别处”的当代人。我们喝着锡兰红茶，用着日本屏幕，网上为美国作家翻译短诗，关注新西兰牛乳和泰国冬阴功汤，我们借此生活在彼岸，真正生活落在哪里已经不再重要。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不曾真正到达，而是通过搜索引擎关键词来获取未知的信息。在美国的诸多地区中，当我们检索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大数据会推送博彩，当我们检索夏威夷的时候大数据会推送海浪，检索费城——大数据为我们推送《费城故事》，同时我们看到主流的评价，它们以一种姿态告诫我们“选择爱的人与性别无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诸如此类的规训。对一座城市的了解，必然从大多数人眼中的形象、象征或者说是一种信仰开始的。尽管现在，当我们再去检索不同的城市时，更多关联出的是实时疫情。因此，城市空间的象征，也只是法律（或者是各种文化）电影中的人们刻板印象的规训而已。《费城故事》为什么发生在费城？——这个问题我的思考到此为止，但是我记住的第二个问题也与这部电影有关，便是老师的追问：“为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感谢这门法律课，感谢老师用平等的角度缓解了我对于这部电影的生理性阵痛。第一次看《费城故事》的时候是在本科学校，在517国际不再反同日中的观影教室里。不知道是不是那天贪凉吃了冰，还是空调太冷，或者是由于心理上的因素，我清晰地记得观影时身体胃痛般的痉挛感，尤其是在那近乎迷狂的歌剧中。我不喜欢电影对于同性恋者的塑造，病态，弱势，和借助歌剧展现的不自由——真正自由的人无需在房间中与输液瓶共舞，他应该在舞池中与恋人在祝福声中向高处振翅。电影表现的同性恋者是真实的吗？这样的塑造是在唤醒法官——观众的同情或者是怜悯之心吗？性取向、种族……我不喜欢“同情”或者是“可怜”这样的动词，因为这个动词天生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一种所有者对无所有者的审判，一种将被注视者归类为与自己不同的异者的傲慢。那时候的我的关注点在同性恋者身上，居然感受到了屏幕后深深的嘲弄。而第二次观影就是在法律电影赏析的课堂。我没有想到自己会看第二遍。老师对于平等的剖析的确是一种崭新的思路。为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费城故事》为什么发生在费城这个问题后，我最喜欢的第二个问题。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对时空用意的反思，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对原先真理的质疑。我更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平时我从未这样来想过，单是思考本身就给我足够的快乐，尽管我没办法立刻给出答案。为什么呢？谈平等的话，要从更弱者出发还是更强者出发？然后老师说起，被驯化的信仰，不断演进的平等体系，这种资本主义不断进步（或者是退步）的变化使得人人平等。这是一种信仰，变成社会共识之前，需要Andy此类牺牲者的不断出现和追问。因此想到《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浪漫的法国人写道：他极端痛苦，为了失去坚定的信心，他感到自己已被连根拔起。法典在他手里只是一根断株残桩了。他得和一种不熟悉的顾虑打交道。他发现了一种感情，和法律上的是非截然不同，而这法律过去一直是他惟一的尺度……新天地在他心里出现。在这不断演进的平等体系中，我们用这部电影来纪念牺牲者，就像用一朵玫瑰去纪念阿尔吉侬。此外，这部电影让我更深一步思考委托人和律师之间的关系。我曾经在live上听日本律师唱rap，有一段词是“お前の叫びはお前のもので弁護は出来ても代弁は出来ない，同じく俺の怒りや痛みは俺だけのもんだ”，大意是“你的诉求是你的独有之物，我只能为你辩护，无人能为你做主。同理我（因此产生）的愤怒与痛苦皆为我私物。”从这部电影来看也很贴切。Joe为Andy送去他生女儿都没有舍得买的酒，从最初的拒绝，到最后的协力，从客观地辩护，到为一种共通的情感给予帮助，这种转变是动人的，并且不应当被忽视。美中不足的是导演的着力点始终在Andy身上，Joe像个律师工具人。若是这个人物形象更丰满，不仅仅是作为展现大众恐惧到接受同性恋者的窗口，而是拥有更加清晰的愤怒和痛苦的灵魂，或许能够表现出另一个层面的价值，作为律师的Joe该被塑造成为怎样的一个角色，律师又该保持何种程度的清醒与愤怒，这是我仍然在思考的第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