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包青天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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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友【#瞬间收藏家#】的评论“大宋庐州包拯！”案情抄没抄已经无所谓了，因为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很有爱的。青春偶像剧里居然会有陈道明和王绘春，太不可思议了。当然还有郑佩佩。挺有想法的年轻的皇帝还演过《雍正王朝》里的弘历，不腹黑的时候还是挺靠谱的——仁宗真的是这样吗？|追加：庞太师那个帅女婿的演员在香港做买卖。
• 来自网友【三戈】的评论本文跟剧情一点关系没有。前两天写了“江湖”，今天想写写庙堂。下面的思考与总结很多内容都参考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主要谈谈士这一群体的演变过程，包括它为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了其独立属性，以及这种演变的影响。余英时指出，士和士大夫精神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很独特的现象，在其诞生之初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中国的士有一种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属性，不依附于政权，同时也不依赖任何社会阶级，它追求的是“道”，如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无道则隐”，等等，当然这个“道”是多义的，除了儒家的仁义，还有墨家是兼爱非攻，道家是自然无为；另一方面它的关注点主要又是现实政治，而不是宗教信徒那般的关注超越世界，或者像技术专家那样只关注自然现象。余没有很详细地解释为什么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传统再后来为什么弱化了，但他确实提到了汉代以后独尊儒家以及科举制确立，使“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变成了知识分子阶层跃迁的唯一道路，对士精神独立倾向的极大约束。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论点，说白了就是士的体制化。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问题或许是，士的体制化带来的影响有哪些，以及士为什么又未能被彻底体制化，并保留所谓士大夫精神？这两者存在内在关联吗？首先，正是因为士阶层的体制化，使升斗小民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变得更为迫切，因为士被收编后，其利益所得主要来自君主和上级的恩赏，以及自身的不法行为，理论上来说只要百姓不造反就可以了，而历史上也确实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说，民众对于清官廉吏的渴望也就有其缘由，这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的强大民意基础；其次，虽然士阶层的的确确被收编了，史料也已经证明今天看到的包拯形象很大程度上是民间艺术建构的，但历史上确实不乏犯颜直谏、心系苍生之诤臣，除了包拯，还有汉之汲黯、唐之魏征、宋之范仲淹、明之于谦等等，他们代表的显然不是，至少不全是体制的利益，但他们好像也不是源自西方的代议者，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更抽象的东西——“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儒家思想的普遍性使然。最后，要完整回答上述问题，还必须提及上次“江湖之问”未能言尽的一点，即士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中介地位。“江湖”作为一个国家力量所不能有效约束的场域，其实内部蕴含着两种的力量，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另一种是有组织的暴力，前者一般属于士阶层，后者则属于草莽枭雄，一旦二者结合，便有了唐太宗那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草莽枭雄真要翻云覆雨其实离不开士的帮助，从中国历史上历次起义来看，一旦封建王朝得不到士阶层的支持，或者后者直接投靠了反叛者，那鼎革就变得迅速多了，这就像列宁所说，无知的群众一经掌握了理论也就能成为物质力量。因此从规范的意义上讲，士阶层应该是一股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平衡力量。那么问题又来了，这股平衡力量为什么不能使庙堂与江湖之间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而必须用周期性的革命来解决二者的失衡呢？这是因为士的体制化带来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体制化也导致了其成员的庸俗化，大大削弱了其“从道不从君”的意愿和能力，加速了君权的建制化、神圣化进程，使政治压迫和阶级剥削变得成本更低了；另一方面士的退出和收缩也间接导致了江湖的无组织化和蒙昧化，底层民众与精英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区隔也被体制化了，人民与国家的联系变得很脆弱，主要是科举和教化（参看钱穆、萧公权和瞿同祖）。于是每逢苛政和灾年叠加的岁月，总是暴民蜂起，纵横南北、席卷全国。上述问题很早之前就被顾炎武指出来，他用了一个词形容这种国家组织教化无法深入底层的情况——“郡县空虚”，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不过有历史局限性。我们以三场清末大起义为例，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它们的口号也好、作为也罢，其实都极为愚昧，比如神明降世、神符护体、秽物（主要是女性月事用品）制敌等奇葩行为，这些在我看来还抵不过两千年前陈胜吴广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的理性聪慧，但居然能聚集亿万群众，那么政治精英与群众联系之脆弱、情感之淡薄可见一斑——这也是群众路线的成功秘诀吧。综上，在我看来，在士阶层体制化之后，仍能出现一大批堪为模范的清官、贤臣，一方面确实是儒家意识形态不断熏陶教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君主和士大夫的历史忧患意识，从历史中他们也知道无论君权的神圣化也好，还是大一统国家的建制化也好，其底层基础其实都挺脆弱的，需要士阶层的“清流物议”来保持自身机体健康，这也是符合统治集团长远和根本利益的。近代中国政党国家建立后，士阶层作为大一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缓冲机制的作用已不复存在，它的位置被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所取代，这一度导致了种种功能失调问题，就像杜赞奇、周飞舟等人曾指出的那样。不过士阶层除了上述功能，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功能，即“横向统合”功能，避免社会的多元化和碎片化，十八大以来的党建活动似乎在回应这个问题。但反过来，如前所述，规范的士还有一部分政治正当性的解释权（道统），由此来维系国家的健康和社会的活力，这种功能和权力显然不能通过党建活动来实现，这是个两难。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是指翻来翻去就翻烂了，而一直不翻就烧焦了，要很小心，我感觉这些年这两种问题都是存在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偏见和错觉。以史为鉴，传统的士大夫精英政治是行不通的，它或早或晚总要进入这样的怪圈：因封闭而自私，又因自私而封闭，以至于面对民意它往往不是不来就是乱来。想让政治精英对庙堂与江湖同时具备感受力和行动力，让国家走上长治久安，还是得良好的民主政治，我觉得这没什么好怀疑的，对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报有绝对希望，这是愚蠢的。但如何达到这样的民主，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哉问了，只能说它是一个未必能实现却一定要追求的东西，类似爱情。